当我们出现在这些街巷的时候，当地人和我们都对彼此感到新鲜。“你们是游客？大陆来的？”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入海南许多非“旅游胜地”时还将出现多次，尤其是昌江、东方一带。“大陆”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在这里只是一个相对海岛的日常称谓。类似的叫法还有“小弟”、“小妹”、“阿妹”等，用来称呼年轻的男性和女性。
“你们那儿没有这个东西吗？”“小弟，你那个相机很贵吧？要五千块吗？”“小弟，你们拍这个做什么？”显然，他们也对大陆来客充满了兴趣。
海口自北宋开埠以来，便是海南岛连接大陆和海外的重要港口，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的骑楼老街，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骑楼群，蕴藏着海口历史演化的文化密码。
七十多年前，一个叫田曙岚的旅行家骑着一辆自行车，开始了中国人的首次环海南之旅，记录下了琼崖故地的风土人情。海口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反差，文昌的众多咖啡屋和穿着西装打柴的村民，只穿桶裙、不穿裤子的黎人，澄迈一种叫“迓军”的迎神活动，以及各地好奇、热情的土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借他的笔打动了很多读者。他曾在书中写道，西线各地的村民对从未见过的自行车备感新鲜，甚至跟着他走了好几里海边沙地，只为看他骑车。今天，开车或骑着自行车环游海南岛已经成为一种旅行潮流，海南的经济也较之以前进步了许多，但是古风犹存，这在我们接下来的海南之行中得到了无数次印证。
闽文化的“飞地”
与担忧“海口被海南游抛弃”的年轻人不同，年长者多半显得怡然自得。他们穿着宽大的衣服，趿着拖鞋，到市集买菜，或是在巷子拐弯处的小庙上一炷香，然后和几个老友去喝老爸茶，要不就是到江边简单搭着遮雨棚的麻将馆里打一天麻将——每张麻将桌20 元，时间不限。海南四季如春，就算冬天打通宵麻将也不怎么冷。
入夜以后，离海口市政府不远的八灶街是最热闹的地方。这条长不足600 米、有着250 多年历史的街道，汇聚了当地最有名的十几家牛肉餐馆，其中以牛尾、牛鞭最受欢迎。切一斤牛肉或牛杂，再来一根牛鞭，倒入热腾腾的锅中，一晚上的闲谈就可以开始了。若是客人多些，就单独要一份四五斤重、连着牛尾的骨头架子，也够吃了。据说海南人有不少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跟泉州人、潮汕人一样热衷于牛肉小吃，或许是证据之一。仔细倾听，会发现海南不少县市的发音跟闽南话、莆仙话有点接近——在语言学里，海南话向来被视为闽方言的一种。当年，环游海南的田曙岚曾跟一个海口人分别用国语和土话念了几首古诗，感觉“如此音韵，真不知距国音有若干里矣”。看他的记载，那个海口人说的口音很接近闽南话。
在海南各处行走的时候，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愈来愈强烈：海南像是闽文化的一块“飞地”，虽然隔着数百海里和一个广东省，却在许多传统习俗上暗暗吻合。
比如对郡望堂号的铭记。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发生“永嘉之乱”，大量士族跟随晋元帝渡江南逃，史称“衣冠南渡”。这些流落南方的士族为了表示不忘根本，往往在建筑物和门口的灯笼上标明自己是来自哪个郡县、哪个望族的，福建的晋江和洛阳桥便是因此得名。类似的大规模移民在唐末、南宋末年都发生过，而迁徙路线也从由中原到江南，变成了由福建到潮汕、雷州一带，再到海南岛。跟家眷、财产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语言和传统。在海口的符氏大厦，我们看到了“琅琊郡”的字样，儋州市中和镇的一些人家则在门楣上标明自己祖上是“颖川郡”的，文昌市的邢氏多来自“河间郡”——“义理传家显望族”是他们不敢忘却的祖训。
再如对鬼神和祖先的普遍崇拜。在海南北部地区，尤其是海口老城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墙外边安放着一个用来敬拜老天爷的“敬天香”，香火不断。有些人家无法在墙上安放，便把香插在墙角、柱子底下。每条小巷里都会有一个小庙、几座祠堂，庙里供奉的除了土地爷，最为常见的是从福建莆田流传过来的妈祖形象——在中国沿海受到普遍崇拜的海上保护神。
在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市，人们也像闽南人、潮汕人一样喜欢下南洋、穿西装、建有南洋风格的小楼房，收获的椰子也多运往江门、厦门等侨乡出售……
在以汉人为主的海南省北部，我们能发现许多类似的信号。当然，最直接的证据还是当地人的族谱。在中和古镇上长期照料“太婆庙”(当地人对岭南保护神冼夫人的称呼)的吕老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祖上是福州的；在离洋浦经济开发区不远的古盐田晒盐的谭先生，知道跟他一起晒盐的村民都是原籍莆田，至于是哪一朝哪一代搬到这里来的，却已经无从查起了；开出租车的三亚人林大哥能听懂闽南话，他告诉我们，他祖上是福建人，但无法确定是不是闽南地区的。
在这些现代海南人身上，有着多重元素的痕迹， 有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多半是秉承于他们的先人。相比之下，苏东坡、赵鼎、李光等被贬至此的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对海南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微弱，尽管海南人在苏东坡的影响下走出了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进士。
海南在古代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与关外、西南地区等同为流放之地。苏东坡一生数次被贬，最远的一次便是贬到广东，先是惠阳(今广东惠州)，后来对头看他过得还算惬意(苏东坡在此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于是设计把他贬到了海南岛，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年逾六旬的苏东坡是十分悲观的，用近乎绝望的语气给朋友写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即葬于海外。”好在广东的文人和官僚对他十分友好，在和海南岛的“南蛮”共处的三年里，苏东坡也找到了许多生活乐趣——研究美食，四处采药，与当地文人吟诗作对。澄迈一带的老人普遍长寿，这也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和启发。变得超然的苏东坡，挑了陶潜未被和过的十五首诗来和，并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很难说是苏东坡教化了海南人，还是海南人改变了苏东坡，要不他也不会在离开海南的时候发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感慨。至少在《食蚝》一文中，他已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海南老人形象了：“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