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业与互联网金融的论战在上周进入白热化阶段。

　　有评论者将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指责为“寄生虫”、“吸血鬼”、“无底线”。而支付宝则以调侃的语气发布了一条长微博，以究竟谁推高社会融资成本为题进行反驳。

　　存款大搬家？

　　提到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绕不开支付宝和余额宝。

　　2004年12月，网购的兴起催生了支付宝。买家支付的货款先沉淀到支付宝账户中，收到货品后，支付宝再将货款支付给卖家。10年前，没人能想到，作为保障买卖双方利益的第三方担保支付的平台，支付宝能在中国的金融领域掀起大风大浪。

　　2008年8月，经过4年的发展，支付宝用户数达到1亿，但从1亿到两亿，只用了10个月。截至2012年12月，支付宝注册账户突破8亿，日交易额峰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就在那时，传统银行对支付宝还没有太多的警惕。半年后情况发生变化，2013年6月13日，支付宝平台推出余额宝，用户可以通过该产品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实现账户资金的收益。

　　正如余额宝的口号—会赚钱的支付宝，仅仅半年的时间，余额宝就为用户累计发放收益17.9亿元，客户数达到了4303万。到了今年元宵节，余额宝的资金量一举达到4000亿元的规模。而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银行间债市全年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也就3500亿元。

　　业界的担心是，储蓄是否开始大搬家？

　　央行2月15日发布的报告说，1月，人民币存款大幅减少了9402亿元，这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央行的报告并未披露这些资金的流向，但很多分析师都认为，一部分资金搬家到了余额宝。

　　国内一家大型商业银行风险部门的经理告诉记者，余额宝刚出现的时候，还只是手头没有多少钱的年轻人在用，但半年之后，大爷大妈在银行的存款开始减少了。

　　早在去年9月份，国内一家商业银行就曾开会讨论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此后，互联网金融成了每次开会必不可少的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货币基金市场异常火爆。中国基金业协会2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货币基金规模大增2054亿元，增幅高达27%，总规模逼近万亿元大关。

　　为余额宝用户们赚钱的天鸿基金已经成为国内基金管理业的龙头老大。这种超速成长的成功让众多基金公司眼红，开始纷纷寻找有价值的网站合作，市场上，模仿余额宝的各种“宝”已不下20个。

　　而除了类似余额宝这样的货币基金，互联网所催生出的众筹、P2P小额信贷(个人对个人的信贷)等新型金融工具也在迅速地吸引银行存款大搬家。

　　社会融资成本被抬高？

　　正当众多余额宝客户为自己账户里每日增加的几元、几十元收益喜笑颜开的时候，有一种观点却在说，这是自掘坟墓。

　　2月21日，央视证券咨询执行总编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就发出警示：“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这事跟你没关系吗？我想，至少你的加薪机会已经被吞噬了，而你的工作机会恐怕也会更加风雨飘摇。”

　　在他看来，余额宝和其前端的货币基金将2%的收益放入自己兜里，将4%到6%的收益分给余额宝客户，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最终埋单人。

　　支付宝官方微博对此的回应是，余额宝的利润只有0.65%，而不是2%。至于余额宝客户收益的埋单人是谁，回应中并无明确提示。

　　钮文新的观点颇受部分银行业内人士的认同。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称，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不过是将大量小客户的资金集中起来，转手高息借给急需头寸的银行！其实是利用互联网手段的“存款掮客或二道贩子”，说有多大创新实在言过其实！一旦银行开始自己和货币市场基金直接对接，整个市场利率将一起大幅上涨！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国内银行界人士也有类似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说法，由于银行存款大量搬家到了互联网金融工具中，银行的资金减少，就不得不进行高息同业拆借，而同业拆借的主力正是那些货币基金公司。高息拆借来的资金要实现利润，就不得不再次抬高贷款利息，苦的恰恰是需要贷款的企业。

　　这个逻辑看起来并非虚妄。那么，为千千万万客户实现高收益的各种“宝”，主要收益从何而来？

　　以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为例，根据其2013年第4季度报告，在其投资组合中，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占到了92.21%。

　　其投资策略则显示，2013年4季度，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了中性偏紧的基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平滑资金面，整个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的态势，资金利率中枢平稳上行。债券市场方面，利率品整体供给压力较大，需求相对不足，收益率节节攀升；短融收益率追随资金利率走势，也出现大幅上行。银行存款收益率也普遍抬升，特别是跨年底及春节的资金需求十分旺盛，收益一直维持在高位。

　　这是否可以证明，余额宝的资金来自银行，其高收益也恰恰来自银行？“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成分很强，但并没有脱离金融的基本属性。以余额宝为例，存在套利成分，把活期存款变成了协议存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有人认为这是无风险套利，但余额宝能实现这种套利正是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是我国的金融制度本身造成的，有这么一个空子可钻。

　　在郭田勇看来，余额宝把小额资金募集起来，起到了聚沙成塔的效果，还把客户的收益与流动性结合了起来，这些是传统银行做不到的。

　　“在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前，影子银行就已经出现了，怎么能说是互联网金融推高了社会的融资成本？”郭田勇说。应该说，由于金融制度设计的问题，造成影子银行大量存在，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对市场利率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俊伟看来，互联网公司跨界发展金融业务，首要目标是为了盈利。从这个角度看，不能指望它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市场引入了新的参与者，为金融服务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

　　“我们完全可以预计，我国金融市场将会因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也必将有改观。但具体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上述过程，恐怕一时还看不清楚。”张俊伟说。

　　鲶鱼效应和监管难题并存

　　在张俊伟看来，互联网公司跨界做金融显然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如果简单地把其贬为“换汤不换药”、“寄生虫”，显然是一种偏见。

　　这种创新已经在金融领域掀起波澜。从去年年底开始，为了揽储，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开始对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一浮到顶，这个顶就是央行规定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实施最高上浮10%。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银行都已经开始与互联网公司进行合作，以求在竞争中获得利润。

　　在张俊伟看来，数家传统银行集体上浮存款利率正是为了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争夺客户和资金，这正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竞争效应。“从推动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挤压利差的角度看，它们毫无疑问是动了传统银行业的奶酪。”张俊伟说，从社会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打破银行垄断，为利率市场化注入新的推动力，有助于改善金融服务。

　　其实，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还对传统银行的经营效率提出了挑战。阿里小贷负责人胡晓明曾表示，阿里小贷单笔信贷操作成本为2.3元，而一般银行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

　　郭田勇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确实是创新，但从另一方面看，也跟传统金融服务的漏洞有很大关系。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穿着马甲的影子银行，“借助互联网放贷，与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郭田勇看来，毫无疑问，互联网金融需要被纳入监管范围。不过，从目前的监管制度设计上来看，似乎还缺少对互联网金融的明确态度。张俊伟告诉记者，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建设、网络交易安全、信息系统备份能力建设等都建立起了相应的标准和规范。但对互联网金融，明显应对不足，还存在不少空白。这种局面，需要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尽快予以扭转。

　　有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他撰文称，互联网金融不应该是一个无底线、无限制的空间。在他看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得益于”在监管方面享有了一定的“法外治权”。

　比如融资类的业务方面，究竟能不能允许互联网企业承担信用风险？如果允许，是否应该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和提取拨备的规定？又比如在投资理财业务中，对有关产品变相吸收存款的做法究竟能不能够允许？对它的资金来源和应用应不应该提出要求，要不要对相关的资金实行严格的托管监督？在产品宣传中，是不是应该强制其必须充分揭示理财产品的风险，对它们的流动性风险要不要设立一些监管指标？

　　杨凯生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规则中是模糊的。他开出的药方是引入“负面清单”，明确哪些确实是不能触碰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