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压下的城市“老啃族”

　　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本刊记者李淳风

　　当社会在讨论“啃老族”的时候，一些人口中不屑，心头上却几多羡慕。对于“老啃族”们而言更是如此。

　　“啃老”、“自啃”或者“老啃”，这个并不严谨的分类，大致可以囊括工作着的年轻人。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不可能凑多大份子。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在打这样一番算盘：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明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明年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发生大的变故的条件下，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何东光，广东河源连平县人，32岁，在东莞工作，两年前刚刚完成自己的“乡村建房大业”。2005年毕业后来到东莞，拿着六七千元的工资，住着最廉价的出租屋，吃着最便宜的快餐，5年间，存下来20万元，在家乡的小镇上建了一栋3层楼房，2011年落成。

　　这栋楼房，目前还在空置着，只有一楼的两间门面出租给别人做小生意。上面两层，只有一个在镇上读书的表妹在住。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广州谋生，父母在村里务农，目前都不住这套房子。

　　这是一种宿命，何东光知道父母逐渐年老，必须为他们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有了这栋房子，一家人都踏实。因为建房，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相当于毕业六七年后才开始点滴构建。

　　负重的人生

　　刘小萍，江西吉安人，今年33岁，现在是东莞东城区一家沐足阁的技师。她大专学历，原本在东莞横沥镇的一家企业做文员，每月2000多元工资，自给自足之余，每年还能往家里寄几千元。

　　2008年，因为家里要建房子，主要支出由她负担，低微的月薪实在无法支持，她转行去沐足阁做技师。她能说会道，颇得顾客欣赏，每月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有时能碰到大方的顾客，给不少小费，这种特别的月份加起来就有上万元。

　　房子在去年建起来了，但代价是刘小萍有了一双皮肤粗糙、关节肿大变形、明显老于年龄的手。

　　“干了这么多年，一方面已经难以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另一方面这一段履历一写，再想回到白领的行列基本已不可能。”刘小萍说，“但这一行现在也不行了，退一步讲，就算还能挣钱又能做多久呢？有什么前途呢？”

　　更大的困扰是，刘小萍的婚姻成了问题。尽管她的工作不包含任何不健康的内容，但别人看的时候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她长相还算漂亮，有不少人喜欢她，和她约会，但从不会考虑跟她结婚。

　　“为了给父母一栋养老房，可以说毁了我的人生。”刘小萍说。

　　对于罗峰、何东光而言，还不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但为了获得与城市同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付出数倍的艰辛，也是不争的事实。

　　何东光说，东莞的房价真正涨起来，是在2007年，从三四千元直线蹿升到2008年的七八千元，现在市区房价普遍已经过万。如果不需要操心父母的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用早年间挣的十几万元先买房，那么自己至少可以少做十几年的“无用功”。他刚刚在东莞南城区买了房子，100多万元，背负20年的按揭，现在还在存装修的钱。

　　2008年，股票暴涨，傻瓜都能挣大钱。何东光的一个朋友，拿2万元炒短线，半年翻了十几倍。连单位的司机，一年下来都赚了十几万元。他们都动员何东光炒股票。“但我没有钱啊，我的工资一到手，就全部汇给家里了。除了建房子，家里供我上学也欠了一屁股债。”

　　做城市的人，操农村的心，人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何东光很羡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啃老族”，刚刚毕业一两年就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够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游、购物、娱乐随心所欲。而像自己这样的人，就只能强迫自己“抠门”。

　　“其实我们是‘老啃族’，跟他们就像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何东光说，因为有“父母老矣”、“老无所养”的心理恐慌，在物质压力面前动弹不得，人生也显得狭隘。

　　偿债者们

　　同是“80后”的周玲，一看到手机显示家里拨来的电话就会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家里来电话，无非两件事，一是要钱，二是出事了。要钱都还好说，自己没钱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场大病，或者意外的灾祸)，多年来勉强维系着的生活就会崩溃。

　　她是湖南浏阳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领4000元左右的工资。工资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伙食费、电话费加起来每月1500元，寄给父母1000元生活费，给还在上大学的弟弟1000元生活费。剩下500元，不买衣服、也没有朋友聚餐的情况下能存下来，否则就会月光。

　　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中总有几次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需要接待，那么整个月的工资就分文不剩了。“有时为了几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两百元，自己心酸，别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顿与无奈，在周玲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有时父母或者弟弟来电话，要求临时追加一些钱，要么是看病，要么是凑份子参加村里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或者购买额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有时会急得暗自哭泣。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郁闷的是，对方的情况几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领了大概六七万元的工资，给了家里5万元，盖房子，还是盖房子！”

　　再过几年，双方父母都老了，小两口面临的将是不见尽头的养老压力。周玲说，是他们生了我，我没有理由抱怨，但有时会想，我宁愿他们不要生我，凭什么我就要过这样的机械性坚持、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过去数十年，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大部分的农村“80后”的父母，过着飘摇的自生自灭的生活，社会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几乎等同于外星词汇，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长起来之后，过往的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历史空白，就自然而然传递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须由他们去填补和负担。

　　社保的双轨制，目前还在遭受强烈的舆论质疑，然而人们似乎都忘记了那些根本与任何一条轨都搭不上边的老去的农民。

　　罗峰也曾想过，攒下来一点钱，为父母补缴社保，回家一问，一开始每人只要一两万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8万元。补缴之后，父母每个月可领1000元左右。“一个是买不起了，另一个是，掐着指头一算，这个交易似乎也不合算。”

　　相互撕裂的逻辑

　　面对各种来自老家的经济索要，“老啃族”们大多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一个农村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这个孩子一生都自动放弃了诉苦的权利。

　　“诉苦，只能给父母更多心理压力，你必须表现得很坚强，就好像什么困难你都有办法对付。”罗峰说。

　　被“城市化”了，成为了一个市民，这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结果吗？何东光反问自己。他说，成为一个城市人，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吗？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而在当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本没得选择。

　　对于罗峰、何东光他们而言，现在的“市民”身份，其实是一种伪存在。

　　在历史欠账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率先被“城市化”意味着现实与心理上痛苦的撕裂。

　　“老啃族”除了力尽所能地养着父母，还面对着许多乡村社会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额外负担。前述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农村的泛家族关系带来的人情负担。

　　比如表弟上大学要赞助一点费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赠送一台电视机、父亲的朋友做大寿要送个贺礼……这些人情债，事实上是父母一代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也是以父母的名义送出，但最终还是一分一角都落实到子女身上，成为“养老负担”的一部分。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但你没办法说不。”罗峰说，前年父亲打电话来，说他的“同年”(用某种简单仪式确定的关系很好的同龄朋友)新居入住，想给他送一套客厅沙发的时候，心里的确憋着一股气，想吵架。“我家也正要装修，我自己的沙发还没有着落呢。”

　　罗峰感觉到，城市和农村，运行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彼此之间并不能互相理解，而自己恰巧卡在中间。

　　长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这是许多农村“80后”的父母共同的现实。谁家有一个在城市里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里最大的骄傲，父母们就会热衷于夸耀他，就像在夸耀一只源源不断地下蛋的母鸡。

　　“有时候回到家里，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场合，父亲也要找机会来介绍我一番。”罗峰说，“七八千元收入，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别人当然会附和几声，羡慕几眼。”

　　“但紧跟而来的就是各种麻烦，有人来向你借钱，或者找你办事。这时你怎么办？借吧，没钱，对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还；办吧，没那个能力，答应下来不见得办得成。你如果拒绝，在乡下就会迅速形成一个让家里人十分难受的负面舆论场。”

　　在城市里，你会在物质上尽量低调，有时还会做一些必要的隐匿，然而在农村，是另一套令人头大的逻辑。城市里你常常可以说不，在农村几乎没有说不的机会。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农村诚有不孝子。去年国庆节，71岁的老人杨李氏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投靠儿子，一出火车站就被儿子送进了救助站。这种极端行为，内中当然主要是个人的伦理道德因素使然。

　　然而在农村，一样存在着许多“80后”青年因为生活压力而对父母不管不顾的案例，这事实上也在从另一个侧面提示着“80后”农村子女及其父母的困境。

　　“牢骚发过了，责任还在啊。”罗峰拿起手机，咬咬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