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质疑声中投身农业生产一线。而今,他们用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交出了答卷,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谁来种地”这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的难题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发自北京、浙江台州
今年是杨娇阳回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老家开展农业创业的第6个年头。在媒体描述中,这个80后的女大学生由一个爱哭的女孩,一步步转变为“职业农民”、“粮田CEO”。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毕业后务农的例子越来越多地涌现。
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都有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案例见诸报端。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等都是大学生群体步入乡野后的选择与探索方向。
务农人员“断层”之忧
法治周末记者见到杨娇阳是11月13日的下午,天台县阴有小雨。
第一次见杨娇阳,很难把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与“种粮大户”、“售粮大户”这些词语联系起来。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和栗色的波浪长发,围着一条七彩的围巾。
这是她“不干活”时的装扮。
到达杨娇阳的合作社前,记者路过了成片金黄色的稻田。有些已经收割的地方,有火烧过的痕迹,只留下黑黑的稻苗杆。
法治周末记者随杨娇阳来到谷仓,一台烘干机里火势正旺。收割来的稻谷,烘干后就可以装袋,去粮站售卖了。
谷仓的外面,一辆装载着粮食的车正准备出发。杨娇阳向出车的“工头”打了声招呼,交谈了几句有关售粮的事宜。
杨娇阳告诉记者,今年她所在合作社的大部分稻田实现了增产。“去年每亩地产1200斤,今年能达到1300斤。”
仓库外面,七八个60岁左右的农民,见杨娇阳来了,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杨娇阳反映情况。杨娇阳只是简单和他们打过招呼,径直走进仓库和“工头”交谈。
仓库外的农民都是杨娇阳在农忙时请来干活的短期工,男女比例大致相当。在采访杨娇阳时,这个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姑娘指挥着一群五六十岁左右的农民干活。
杨娇阳告诉记者,务农人员的要价不断提高,现在男工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女工则是70元。男工主要做些搬运活儿,女工一般负责包装、捆绑等工作。
不过,即便待遇不低,杨娇阳还是很难请来愿意干活的农民。“很让人担心。”她叹了口气,然后说。
除了这些短期工,杨娇阳的合作社还雇佣了7位“工头”。他们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杨娇阳看来,为他们提供的待遇非常丰厚——包吃包住,每年5万元现金。
“如果愿意务农的老人们离开了,就真的面临务农人员断层的情况了。”杨娇阳皱眉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乡,不愿意从事农业。”
事实上,“谁来种地”这一问题,早已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担忧。
有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留乡务农者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占农民工总量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
例如,湖北省公安县当地务农人员中80%以上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这些“老农”中又有80%出于各种原因勉强照看着自家的“口粮田”。
不仅如此,从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真正务农者也是寥寥。
园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付本涛,是自然之心(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生态农庄的田间地头工作。
付本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农业相关专业本科班级里,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人不超过三成;硕士班级中,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比例能占到六成左右。不过,其中大多数人选择考农业部门公务员及相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很少有人像自己一样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2007年,杨娇阳从浙江省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以后,在宁波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但是工作的悠闲、重复,让杨娇阳越来越不满意这份工作。杨娇阳也在怀疑着扎根城市的选择。她发现自己在城市里渐渐丧失了理想和动力。
2008年,杨娇阳辞掉了在宁波的会计工作,下定决心,回乡开展农业创业。她要做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当年,我之所以回来进行农业创业,只有两个简单的想法。”杨娇阳回忆说,“一是有一次从宁波回家,看到家乡的田地都荒着,觉得很可惜;二是听说国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于是,我没想太多,就辞职回乡创业了。”
杨娇阳的选择引起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她也面临着来自亲戚、邻里乡亲们的质疑。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怎么还要回乡种地,做这么“没出息”的事。质疑杨娇阳“不会种地”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中国农村,认为务农地位低的人并不少。
今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广东省,过半数受访村民不认同“务农可致富”的说法,近四成村民认为务农者社会地位低。务农辛苦且收入低,成为年轻人不愿意务农的首要原因。
在杨娇阳的务农之路上,最终她赢得了家人的支持。接下来,她又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土地三大难题。
杨娇阳聘请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担任技术顾问,解决了技术问题。
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杨娇阳工作了一年,只攒下1.5万元。杨娇阳的父母以蔬菜批发为生,积蓄也并不多。最后,在父母、亲人的支持和东拼西凑中,杨娇阳终于以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她牵头成立田禾粮食专业合作社,自己任理事长。
紧接着,杨娇阳在天台县白鹤镇红旗村承包了创业之初的400亩田地用于水稻种植。
除此之外,杨娇阳还在天台县平桥镇后蒋村和白鹤镇双溪口村承包了共200亩土地。当年5月,杨娇阳就在这600亩地上,开始了规模化的水稻种植。
“那时候,我已经种晚了。别人田里的水稻苗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田里的水稻才只长了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时隔近6年,杨娇阳回忆起往事仍然有些心酸。
幸好,那年10月、11月的气温仍然维持在适合稻子生长成熟的程度,不然,杨娇阳将颗粒无收。
尽管有了收成,但由于缺乏经验,杨娇阳种粮首季仍然亏损了近20万元。
“2009年,有了政府部门的扶植和帮助,我也成了媒体树立的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典型,之后不管再怎么辛苦也都没有第一年那么难了。”杨娇阳说。
全程机械化的实现之路
创业第一年,杨娇阳充分体会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
杨娇阳还记得,2008年到了收割的季节,因为没有烘干机,收割来的稻谷不得不晒在马路边。为了防止稻谷失窃,杨娇阳就和妈妈一起守在马路边,甚至晚上在路边过夜。
杨娇阳回忆说:“有一次突然下雨,来不及收摊着的稻谷,稻谷都被淋湿了。我心疼地哭了。因为收割好的稻谷不能沾水,沾水容易发芽和霉变,品质就不好了,之前的辛苦就白费了。”
第一次的亏损并没有让杨娇阳畏缩不前。2009年,她吸取了机械作业少、耽误了农时的教训,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引进了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技术,成为天台县最早一家成功采用早稻与单季稻工厂化育秧、机器插秧的农业企业。
田禾合作社在后蒋村建立20亩育秧中心,为实现插秧机机插提供了秧苗保证,还建起了烘干中心,为社员提供烘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