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已辞职从商，目前已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南方都市报》9月10日)。就在前几天，也有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被聘任为格力电器副总裁(《新京报》9月6日)。

　　官员辞职从商的事例在这些年可谓不胜枚举。1992年到2003年前后，我国分别出现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官员下海”潮，尤以2003年前后那次为盛，门新国、徐刚、姜崇洲、吴敏一、袁岳、钟朋荣、毛振华等官员在那段时间纷纷“下海”。如今孙雷和陈伟才弃政从商，显然不是突然出现的个例，它展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彰显了社会观念的更新，不失为一种时代进步。

　　不过，即便是纯粹的个人选择，因为事涉权力与资本，还是不免给人留下一些打量的空间。企业向官员“抛绣球”，不排除是出于赏识人才的原因，但似乎更看重官员手中的权力，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累积的社会资源。中国社科院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最占优势，官员背景下海的人实际成为获利最多的群体。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而拥有的资本更是达到平均资本的两倍以上(大洋网2003年11月3日)。根据学者仲大军的研究，1992年那次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下海”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转换十分明显。虽然每一次“官员下海”背后，并不一定否存在某种程度的权力勾兑，但这种可能性无疑值得警惕和防范。

　　与“官员下海”潮相对应，近年来也出现了“商人从政”潮，如力帆集团的尹明善、传化集团的徐冠巨、远东集团的蒋锡培、正泰集团的南存辉等，都曾从私营企业家岗位走上“从政”之路(如当选地方政协副主席等)。“商人从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企业寻求一个相对安全、宽松、不受过多干扰的发展环境。综合“商人从政”与“官员下海”两股潮流来看，无疑有些“精英循环”的意味，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

　　这种“精英循环”在美国更为普遍，每次总统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官员大换班，很多卸任的政府官员投身企业界、金融界和学界，而另一些智库学者、企业家等，又进入新一届政府任职。虽然这种“旋转门”现象广受诟病，但相对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为此构建了一堵必要的防火墙。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官员队伍中日益需要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企业界人士，充实到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中来；由于经济政策更加繁复和专业化，企业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人士加入。学者章敬平就曾指出，在适应新世纪企业运营环境的正规职业经理人尚未到位之前，“下海”的官员事实上曾经充当了过渡性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可在我国，这种“精英循环”背后权力、财富间的暧昧关系，缺少刚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难免招致一些担忧。

　　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不排除有“围城”心态的影响——从政的想去经商，经商的想去从政。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能力、资源、机遇等之间的纠葛往来。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对政治“新星”弃政从商报以惋惜和唏嘘，也不是对商人从政怀有政治猜忌，而是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勾兑和置换。薛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