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是一盏照明的灯。从几副破旧的碗筷中,就能看出,家里的人口不多。年逾50的孙大姐站在门口搓着手很拘谨,一直念着“不好意思。”
然而,“贫穷”并不是最让孙大姐最难受的字眼。大儿子阿新患精神分裂症丧失劳动能力,二儿子阿生沉迷于毒品,终日无所事事。孙大姐说,生活对她来说,就像是家里漆黑的老房子——没有一丝光亮。
“你好!”“请坐!”单看阿生的行为和外表,很难将他和吸毒人员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话语中,充斥着无奈,然而这些却被他的礼貌压制着。阿生说,如今的恶果都是他年少无知时犯下的错,他不怨别人。他也坦言,如果有重生的机会,他最想好好地疼一下母亲,因为她真是太苦了。
2000年,孙大姐因承受不了丈夫的花心和暴力,结束了一段痛苦的婚姻。是年,阿生才12岁,在他心里,家庭支离破碎,让他无法排解心中的压抑,便付诸厌学,终日和同村的混混玩耍。
过早的走进社会,让阿生沾染上了不少陋习,在他人的引诱下,他接触到了毒品。阿生感觉到毒品带来的短暂欢愉,能让他躲避生活的巨大压力,也因此沉迷其中,越陷越深。
2003年,为了筹集赌资,阿生与朋友敲诈勒索路人,被警方逮捕后获刑4年半。
城市边缘的绝望呐喊:
我想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我想像平常人一样的生活。”简单的一句话里,有阿生对年少无知的悔恨和生活交付于他的酸楚。
在铁窗的岁月里,阿生开始反省自己的任性:母亲那么累,我怎么还让她操心。想到这里,阿生积极配合戒毒,并服从管教改掉了先前的陋习。
2007年,走出高墙的阿生迎着刺眼的阳光,在心底暗自发狠:要活出个样子来。但这终究是心底单纯的愿望而已,很快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让他心灰意冷。从2007年到2012年,阿生先后在北京、汕头等地打工,每一次都是因为被警察盘查后,不得已换工作。
一朝犯案易,终身翻身难。阿生对新生活的渴望最终在社会的排斥中,被慢慢地浇灭。“很多人知道我曾有案底,有吸毒史后,就和我断绝了来往,我在外打工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阿生说。
在外面找不到工作,阿生索性回到海南。但这颗漂泊的心,并没有找到家的温暖,而是更多摆在眼前的难题。大哥阿新突发精神分裂症丧失劳动能力,母亲病弱的身体维系着一家人贫穷的生活。
“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有多累,因为曾经的案底,我要不停地换工作,又要想尽办法挣钱养家。”阿生说,找不到排解的办法,他最终又向毒品妥协。“那种短暂的快乐,让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清醒之后又很后悔,我想我要是像那些因为吸毒死去的朋友一样就好了,死了一了百了,多好。”阿生一阵苦笑后,话锋一转,“可我又放不下,我的哥哥没有人照顾,我的母亲体弱多病。”
“也许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有着一种倔强让人敬佩,但除去“母亲”的头衔,孙大姐也是一个苦难的女人,让人心生怜惜。
孙大姐每天要6点钟起床,大概骑电单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上班的地方。
每个月一千出头的工资,要应付一家人的开销还有老大的医疗费,这让孙大姐对自己格外的“抠门”,常年的劳作让她患上了水肿和腰间盘突出,每到疼得忍不了时,就吃几片便宜的止痛药。
孙大姐很少和工友说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可怜,这些只会让我更难受,我自己有一双手。”孙大姐突然提高了声调,“阿生和我说他想戒毒,要是阿生能戒毒成功,再娶上个过日子的好媳妇,我就没什么奢求的了。”(记者 徐一凡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