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生

阿生的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说到儿子，阿生的妈妈泪流满面

　　昏暗的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是一盏照明的灯。从几副破旧的碗筷中，就能看出，家里的人口不多。年逾50的孙大姐站在门口搓着手很拘谨，一直念着“不好意思。”

　　然而，“贫穷”并不是最让孙大姐最难受的字眼。大儿子阿新患精神分裂症丧失劳动能力，二儿子阿生沉迷于毒品，终日无所事事。孙大姐说，生活对她来说，就像是家里漆黑的老房子——没有一丝光亮。

　　“你好！”“请坐！”单看阿生的行为和外表，很难将他和吸毒人员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话语中，充斥着无奈，然而这些却被他的礼貌压制着。阿生说，如今的恶果都是他年少无知时犯下的错，他不怨别人。他也坦言，如果有重生的机会，他最想好好地疼一下母亲，因为她真是太苦了。

　　2000年，孙大姐因承受不了丈夫的花心和暴力，结束了一段痛苦的婚姻。是年，阿生才12岁，在他心里，家庭支离破碎，让他无法排解心中的压抑，便付诸厌学，终日和同村的混混玩耍。

　　过早的走进社会，让阿生沾染上了不少陋习，在他人的引诱下，他接触到了毒品。阿生感觉到毒品带来的短暂欢愉，能让他躲避生活的巨大压力，也因此沉迷其中，越陷越深。

　　2003年，为了筹集赌资，阿生与朋友敲诈勒索路人，被警方逮捕后获刑4年半。

　　城市边缘的绝望呐喊：

　　我想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我想像平常人一样的生活。”简单的一句话里，有阿生对年少无知的悔恨和生活交付于他的酸楚。

　　在铁窗的岁月里，阿生开始反省自己的任性：母亲那么累，我怎么还让她操心。想到这里，阿生积极配合戒毒，并服从管教改掉了先前的陋习。

　　2007年，走出高墙的阿生迎着刺眼的阳光，在心底暗自发狠：要活出个样子来。但这终究是心底单纯的愿望而已，很快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让他心灰意冷。从2007年到2012年，阿生先后在北京、汕头等地打工，每一次都是因为被警察盘查后，不得已换工作。

　　一朝犯案易，终身翻身难。阿生对新生活的渴望最终在社会的排斥中，被慢慢地浇灭。“很多人知道我曾有案底，有吸毒史后，就和我断绝了来往，我在外打工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阿生说。

　　在外面找不到工作，阿生索性回到海南。但这颗漂泊的心，并没有找到家的温暖，而是更多摆在眼前的难题。大哥阿新突发精神分裂症丧失劳动能力，母亲病弱的身体维系着一家人贫穷的生活。

　　“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有多累，因为曾经的案底，我要不停地换工作，又要想尽办法挣钱养家。”阿生说，找不到排解的办法，他最终又向毒品妥协。“那种短暂的快乐，让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清醒之后又很后悔，我想我要是像那些因为吸毒死去的朋友一样就好了，死了一了百了，多好。”阿生一阵苦笑后，话锋一转，“可我又放不下，我的哥哥没有人照顾，我的母亲体弱多病。”

　　“也许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这位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有着一种倔强让人敬佩，但除去“母亲”的头衔，孙大姐也是一个苦难的女人，让人心生怜惜。

　　孙大姐每天要6点钟起床，大概骑电单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上班的地方。

　　每个月一千出头的工资，要应付一家人的开销还有老大的医疗费，这让孙大姐对自己格外的“抠门”，常年的劳作让她患上了水肿和腰间盘突出，每到疼得忍不了时，就吃几片便宜的止痛药。

　　孙大姐很少和工友说起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可怜，这些只会让我更难受，我自己有一双手。”孙大姐突然提高了声调，“阿生和我说他想戒毒，要是阿生能戒毒成功，再娶上个过日子的好媳妇，我就没什么奢求的了。”(记者 徐一凡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