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橄榄型社会逐步演化为“M型社会”？

中产曾是老牌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但近些年形势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收入两级化不断加剧，以及社会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面临坍塌危险，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层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以次贷泡沫破裂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中产阶级冲击最大。

经济学家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层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真正恢复将遥遥无期。因此“拯救中产阶层行动”成为奥巴马政府“救市行动”之一。2009年2月奥巴马组建了“中产阶层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中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再次提出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层。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以及美国股市的大幅飙升，中产阶层的财富状况出现明显改善。

中国为何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相比美欧等发达国家，中国中产压力可能更大。当前，中国中产规模到底有多大并无特别权威数据，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说法，且衡量中产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2006年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按照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的标准，中国中产规模比例为23%左右，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事实上，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比较困难，“被中产”的感受非常普遍。根据世行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趋于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0.496，2007年为0.48(随后有所回落)，而城乡、区域、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更为严重。

此外，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我国的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一是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增加；二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提升是一个自然且必然的趋势。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现在看来，中国消费为什么托不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产不能发挥托底作用。中产状况比“无产”要好，但高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巨大压力使大多数中产变成了“房奴”、“孩奴”，变成了“夹心层”，而股市长期不振所导致财富缩水也大大压低了中产的消费能力，挤占了人力资本的未来投资。

以高房价为例，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但我国远远高于这一比例，高房价甚至透支了三代人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房产已起到了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作用，加速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推起新兴“大国梦”

可见，中产能不能发展起来不仅是促进中国经济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推动经济整体升级的关键。培育壮大中产阶层应做四点工作：

首先，应该完善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次，尽快启动国民收分配改革，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不仅要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更要致力于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结构性降低税负，真正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其三，针对高房价扼杀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对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比如可借鉴新加坡为“储蓄保险型”住房保障模式，以政府强制储蓄，建立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

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的划分与定位，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物质财富之外，壮大“中产”的基础是人力资本，国家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挖掘中产阶层更大的发展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盘活中产存量对激发经济活力，推动新兴大国崛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