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财富之源。土地更是农民的命根子。珍视土地一直是中国农民的传统，国家采取良种补贴、种粮直补、保护价收购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土地抛荒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止。如武汉某远城区C村，全村耕地面积1116亩，但实际耕种不到800亩，耕地抛荒330多亩，达到1/3。而该村并非农地抛荒之孤例。据2011年央视报道，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

　　农村土地抛荒的五大原因

　　在深入调研中笔者了解到，农村土地抛荒主要原因有：

　　一是耕种“无人”。一方面，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村务农耕种人员呈现出“青壮打工去、妇叟留下来”的局面。如C村共有村民826人，其中外出务工青壮年达350多人(占比42.4%)，如今留村的号称“386199”部队，农田因无人耕种而抛荒。另一方面，人户分离比较严重，造成人力不便耕种、无力耕种。据2010年统计，C村常住人口仅383人，占比46.4%，也就是说超过53.6%的人口不常住该村。在现有的交通、耕作和管理条件下，不常住村根本无法及时耕作和管理农田，进而造成抛荒现象。

　　二是耕种“无利”。农业比较效益低，“种地根本不赚钱”。因为价格机制、流通机制和农业科技应用缓慢，造成既难增产也难增收。农民种地的目的仅在于满足自身口粮，因而除耕种口粮田外，其他土地基本为抛荒或半抛荒(简单耕种、两季变一季)状态。农民没有种地的积极性。据了解，就C村讲，由于地处岗地，种棉花比种水稻用水少、抗旱能力强、收入也较高(一亩棉花收入是水稻的1.5倍左右)，但“棉花从种到收有几十道工序，而今年每斤仅3-5元收购价，远低于以往的7-8元，价格实在太低”，农户既不满又无奈。

　　三是耕种“无钱”。一方面，农资价格高。随着物价的上涨，农资价格也“蒸蒸日上”。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组在安徽、四川等地调查发现，尽管今年春耕农资整体供应充足，但农药、化肥、种子等必备品的价格，较往年提高了20%到30%之多(中广网北京2012年2月17日消息)。原本农业比较效益就低，再加上农资价格上涨，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更加不愿种地。另一方面，农业投入大。农民种地抽水、用电、机械、人力等投入成本过高，“无钱”投入，无法耕种。

　　四是耕种“无力”。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农民种地无“动力”。C村去年人均收入6508元，其中打工收入占2/3，农业收入仅占1/3。因此，更多的人选择“出去打工”而不是“在家务农”。“种地完全不赚钱又辛苦。要不是为了照顾孩子上学，我早出去打工了。前几年我也一直在外打工的，因为孩子大了要上学，我才回来的。”调研中一年轻妇女告诉笔者。

　　五是惠农政策落实与耕地是否耕种“无关”。国家为破解“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种植养殖积极性，出台了良种补贴、种粮直补等多种惠农政策，但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既存在套取、挤占、挪用的现象(如2012年2月26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种粮补贴补了谁》，就披露了湖北麻城种粮补贴款遭冒领的情况)，也存在执行机械化、检查形式化的倾向，导致惠农补贴同农田耕种与否没有关系，出现农民“只领补贴不种地”的现象。

　　此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种地“靠天收”的情况还大量存在，种地风险高、收益低、劳作苦，也是农民抛荒耕地的重要原因。

　　破解农村土地抛荒的若干对策

　　为此，笔者建议各级政府：

　　一是要出台鼓励耕种的政策举措。按照邓小平同志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当前在稳定和巩固第一个飞跃的同时，要积极探索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在保证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鼓励土地流转经营，让想种、愿种者和有种植能力的人集中连片耕种土地；鼓励对宜林、宜垦荒山、荒地进行种植复垦，减少土地闲置浪费；要将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与农民是否耕种紧密挂钩，加强督查检查力度，确保惠农政策确实惠及农民、农村和农业。

　　二是要注重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农业科技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推广机制，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收入。大力发展农业灌溉新技术，着力发展喷灌、滴灌、渠道防渗防冻胀、土壤蓄水补灌等灌溉工程技术，着力发展节水农业、高效农业；大力选育抗旱涝能力强的优质种业，推动“良种创制、成果托管、技术交易、良种产业化”等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探索具有武汉特色的种业体系建设路径。

　　三是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为农业增产增收提供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属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要继续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农业用水、电、路、信息、机械、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感。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和幸福生活指数。

　　四是要加强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管理。农资价格高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投入成本高，农产品价格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低，这“一高一低”直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农资价格监管，加强农资储备、调运，打击农资乱涨价；要加强对农产品价格保护，指导和培育优质农产品，加强农业市场信息服务，降低“剪刀差”对农业收益的蚕食。

　　五是要加强农业灾害保险试点。灾害无法根除。要引导农民建立灾害保险意识，积极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推进农业灾害保险试点，增强集体抗御与分散转移自然风险的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农业部门主要应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的减灾管理，包括产前预防、产中抗灾和产后补救。加强农业备灾，贮备救灾物资，建立种子、饲草、化肥、农药、柴油、水泵等抗灾物资储备制度。

　　六是要审慎处理好城镇化、市场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尽管各地都在开展对口帮扶、新农村建设、“三万”活动等，力图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但客观上看，城市对农村、资本对劳力的“抽水机”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片面城市化、自由市场化”等理论的误导，对“三农”问题的破解带来更多的干扰，值得理论界与实务界认真检思。